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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心得体会】黄忠顺:“以本为本”的侧重点及其命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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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发布时间: 2018-10-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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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以本为本”的侧重点及其命运

——关于《藤野先生》中两个教授的比较

图书馆馆长  黄忠顺


自2002年经教育部批准变更为本科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,直到2018年批准为新增硕士学位授权单位,这期间我校一直是一所似乎不可能不“以本为本”的高校。但事实上,没有硕士、博士招生权的本科高校,仍然存在如何“以本为本”的问题。因为这样的高校仍然存在以大学排名为本、以地方服务为本、以学科发展为本和以本科生教育为本的区别。尤其是在以学科发展为本和以本科教育为本上,不仅是学校层面,也不仅是院系管理层面,同时也是每一个老师必须直面的问题。本文从教师层面来谈。

从理论上说,学科发展和本科生教育之间具有根基与华盖之相得益彰的关系,所以一个大学教师,应该将学科发展和本科生教育统一起来。但事实上,这之间常常会出现究竟应该侧重哪一方面的问题,而且,其侧重点的后果常常又是很不同的。这里以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回忆自己留学生涯的散文《藤野先生》中的两个教授的命运中心,来展开我对这个问题的感想。

《藤野先生》是这样开始写他的老师的:“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。最初是骨学。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,八字须,戴着眼镜,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。一将书放在讲台上,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,向学生介绍自己道: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……”然后,文章就再未提藤野先生之外的另一个解剖学教授了。所以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对另一个讲解剖学的教授全无印象。后来鲁迅的这篇文章被翻译成日文,并进入了日本高中语文教科书。藤野严九郎名声大振,在藤野严九郎去世后,他的家乡为他建了纪念馆。有文章说,日本金泽大学的上田望教授,经常带着学生参观藤野严九的纪念馆,并发感慨:如果鲁迅写进文章的是另一位教解剖学的教授,纪念馆就应该建在金泽了。这另一位教授是敷波重次郎,金泽人。他当时是鲁迅他们这一年级的级长(班主任),藤野严九郎是副级长。

敷波重次郎与藤野严九郎在治学上的根本不同在于,敷波教授侧重于教师在学科上的发展,而藤野教授侧重于教师在学生教育上的使命。由于敷波教授侧重于教师在学科上的发展,所以他的课比藤野教授更具学科视野,更能接通国际学术的前沿,因此也更受学生欢迎。但令鲁迅铭刻心间的,是藤野教授对于学生教育的倾心投入。这在《藤野先生》一文中,侧重表现为他对学生课堂笔记的批改。

那时没有指定教材,学生需把老师的课堂讲义详加抄录以备后用,且老师有责任通过批改学生课堂笔记来把握学生学习状况。鲁迅写作《藤野先生》时,以为他的那些课堂笔记已经遗失,但1951年,绍兴老家发现了那些笔记,共计6册,现存北京的鲁迅博物馆。虽然鲁迅笔记中敷波教授的讲授内容占比最大,但正如《藤野先生》所记,藤野教授的批改最多最仔细。关于敷波教授的课堂记录主要在第一、三、五册笔记,其中敷波教授只是草草地画了些线以示强调,偶见几个单词的更正。鲁迅在笔记扉页上标着课目名的拉丁语和讲授老师姓名的罗马字,第一册、第三册的扉页把敷波重次郎错写成JHikinami(当为Shikinami)都未得到敷波教授的订正,由此可推测学生和任课老师都是有些不上心的。而第二册笔记,即藤野先生讲授的肌肉学、血管学笔记则大为不同,从日语修辞、德语术语,从图示到解剖学原理,一一加以绵密修改,甚至有十几处地方用红笔标示“注意”,提醒学生未来当临床医生应该注意的事情。

敷波教授绝非事业上不上心之人,正如今天中国高校许多学术之星都在埋头科研,以提升和积累自己的学术资本一样,当年的敷波教授也正是这样的一个颇受校方重视的学术明星。他当时在为去德国深造做准备,难有更多精力分布于学生学业。

藤野教授对学生教育的严谨专注,还体现在对学生学业成绩的严格把关上。1904—1905学年的成绩B表共记录38名学生成绩,敷波的组织学共有两个甲、五个丁、两个戊,藤野的解剖学成绩没有甲,仅九个丁、两个戊。藤野教授明显从严。虽然当时的解剖学由他们两人共同任教,但敷波显然把该课程的评分工作交给了藤野,结果解剖学变成一门“落第坑”,每年在这门课上不及格的学生达三分之一。根据学校规定,两科成绩为丁或有一门戊(50分以下)就要留级。这一年有20名学生留级。鲁迅作为一名新留学生,在语言、文化沟通上是肯定不及母语的,但他留学成绩已能达到中等偏上,而最低分都是藤野教授给的,唯一不及格的成绩就是藤野教授的解剖学。我们长期做老师的人都知道,敢于在全校给学生成绩判为最低的老师,在成绩判断上是不能有丝毫马虎和纰漏的,因为留级生会有怨恨情绪,这种怨恨情绪会促使他们捕风捉影地找茬。鲁迅的《藤野先生》就写了关于藤野教授这方面的风波。然而,在藤野教授的认真态度面前,留级生们最终对藤野教授无可挑剔。

就是这样的两个教师,因为在学科发展和学生教育上的投入各有侧重,其后来的命运完全不同。1915年这所学校升格为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之时,凡是没有海外学历背景的教师一律不获续聘。升格前16名教授,只有6人留任,其中就包括到德国留洋的敷波教授,而藤野教授只能自动辞职。他后来辗转多地,没有谋到理想的教职,只得回到家乡,做了一名乡村医生。而专注于学科发展的敷波教授,1915年留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,1922年到冈山医科大学担任创校教授,开创了日本医学的胚胎发生学研究,享誉学界。

高校的发展,是靠学科发展推动的,而高校的人才培养,又是需要教师在学生的教育教学上倾其心力的。这之间的关系,在学校的宏大叙事中,是依存关系;在教师的实践中,既表现为依存关系,又存在有限时间和精力分布的冲突。

在这种冲突中,鲁迅的《藤野先生》做出了与东北帝国大学截然不同的评价。他以学生的名义为藤野教授建立了崇高的教育纪念碑。

参考文献:

①吴真:《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敷波先生》,《读书》2017年11期。

②曹禧修:《从<藤野先生>的学术场域看日本鲁迅研究的特质》,《文学评论》2015年6期。

【心得体会】黄忠顺:“以本为本”的侧重点及其命运

2018-10-08 教育思想大讨论

“以本为本”的侧重点及其命运

——关于《藤野先生》中两个教授的比较

图书馆馆长  黄忠顺


自2002年经教育部批准变更为本科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,直到2018年批准为新增硕士学位授权单位,这期间我校一直是一所似乎不可能不“以本为本”的高校。但事实上,没有硕士、博士招生权的本科高校,仍然存在如何“以本为本”的问题。因为这样的高校仍然存在以大学排名为本、以地方服务为本、以学科发展为本和以本科生教育为本的区别。尤其是在以学科发展为本和以本科教育为本上,不仅是学校层面,也不仅是院系管理层面,同时也是每一个老师必须直面的问题。本文从教师层面来谈。

从理论上说,学科发展和本科生教育之间具有根基与华盖之相得益彰的关系,所以一个大学教师,应该将学科发展和本科生教育统一起来。但事实上,这之间常常会出现究竟应该侧重哪一方面的问题,而且,其侧重点的后果常常又是很不同的。这里以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回忆自己留学生涯的散文《藤野先生》中的两个教授的命运中心,来展开我对这个问题的感想。

《藤野先生》是这样开始写他的老师的:“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。最初是骨学。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,八字须,戴着眼镜,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。一将书放在讲台上,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,向学生介绍自己道: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……”然后,文章就再未提藤野先生之外的另一个解剖学教授了。所以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对另一个讲解剖学的教授全无印象。后来鲁迅的这篇文章被翻译成日文,并进入了日本高中语文教科书。藤野严九郎名声大振,在藤野严九郎去世后,他的家乡为他建了纪念馆。有文章说,日本金泽大学的上田望教授,经常带着学生参观藤野严九的纪念馆,并发感慨:如果鲁迅写进文章的是另一位教解剖学的教授,纪念馆就应该建在金泽了。这另一位教授是敷波重次郎,金泽人。他当时是鲁迅他们这一年级的级长(班主任),藤野严九郎是副级长。

敷波重次郎与藤野严九郎在治学上的根本不同在于,敷波教授侧重于教师在学科上的发展,而藤野教授侧重于教师在学生教育上的使命。由于敷波教授侧重于教师在学科上的发展,所以他的课比藤野教授更具学科视野,更能接通国际学术的前沿,因此也更受学生欢迎。但令鲁迅铭刻心间的,是藤野教授对于学生教育的倾心投入。这在《藤野先生》一文中,侧重表现为他对学生课堂笔记的批改。

那时没有指定教材,学生需把老师的课堂讲义详加抄录以备后用,且老师有责任通过批改学生课堂笔记来把握学生学习状况。鲁迅写作《藤野先生》时,以为他的那些课堂笔记已经遗失,但1951年,绍兴老家发现了那些笔记,共计6册,现存北京的鲁迅博物馆。虽然鲁迅笔记中敷波教授的讲授内容占比最大,但正如《藤野先生》所记,藤野教授的批改最多最仔细。关于敷波教授的课堂记录主要在第一、三、五册笔记,其中敷波教授只是草草地画了些线以示强调,偶见几个单词的更正。鲁迅在笔记扉页上标着课目名的拉丁语和讲授老师姓名的罗马字,第一册、第三册的扉页把敷波重次郎错写成JHikinami(当为Shikinami)都未得到敷波教授的订正,由此可推测学生和任课老师都是有些不上心的。而第二册笔记,即藤野先生讲授的肌肉学、血管学笔记则大为不同,从日语修辞、德语术语,从图示到解剖学原理,一一加以绵密修改,甚至有十几处地方用红笔标示“注意”,提醒学生未来当临床医生应该注意的事情。

敷波教授绝非事业上不上心之人,正如今天中国高校许多学术之星都在埋头科研,以提升和积累自己的学术资本一样,当年的敷波教授也正是这样的一个颇受校方重视的学术明星。他当时在为去德国深造做准备,难有更多精力分布于学生学业。

藤野教授对学生教育的严谨专注,还体现在对学生学业成绩的严格把关上。1904—1905学年的成绩B表共记录38名学生成绩,敷波的组织学共有两个甲、五个丁、两个戊,藤野的解剖学成绩没有甲,仅九个丁、两个戊。藤野教授明显从严。虽然当时的解剖学由他们两人共同任教,但敷波显然把该课程的评分工作交给了藤野,结果解剖学变成一门“落第坑”,每年在这门课上不及格的学生达三分之一。根据学校规定,两科成绩为丁或有一门戊(50分以下)就要留级。这一年有20名学生留级。鲁迅作为一名新留学生,在语言、文化沟通上是肯定不及母语的,但他留学成绩已能达到中等偏上,而最低分都是藤野教授给的,唯一不及格的成绩就是藤野教授的解剖学。我们长期做老师的人都知道,敢于在全校给学生成绩判为最低的老师,在成绩判断上是不能有丝毫马虎和纰漏的,因为留级生会有怨恨情绪,这种怨恨情绪会促使他们捕风捉影地找茬。鲁迅的《藤野先生》就写了关于藤野教授这方面的风波。然而,在藤野教授的认真态度面前,留级生们最终对藤野教授无可挑剔。

就是这样的两个教师,因为在学科发展和学生教育上的投入各有侧重,其后来的命运完全不同。1915年这所学校升格为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之时,凡是没有海外学历背景的教师一律不获续聘。升格前16名教授,只有6人留任,其中就包括到德国留洋的敷波教授,而藤野教授只能自动辞职。他后来辗转多地,没有谋到理想的教职,只得回到家乡,做了一名乡村医生。而专注于学科发展的敷波教授,1915年留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,1922年到冈山医科大学担任创校教授,开创了日本医学的胚胎发生学研究,享誉学界。

高校的发展,是靠学科发展推动的,而高校的人才培养,又是需要教师在学生的教育教学上倾其心力的。这之间的关系,在学校的宏大叙事中,是依存关系;在教师的实践中,既表现为依存关系,又存在有限时间和精力分布的冲突。

在这种冲突中,鲁迅的《藤野先生》做出了与东北帝国大学截然不同的评价。他以学生的名义为藤野教授建立了崇高的教育纪念碑。

参考文献:

①吴真:《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敷波先生》,《读书》2017年11期。

②曹禧修:《从<藤野先生>的学术场域看日本鲁迅研究的特质》,《文学评论》2015年6期。